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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title_400146='Re: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var body_400146='对被划成“四类”的人，工作组不但开大会“斗争”，而且决定在运动
结束后送到农村劳动。这是一个相当冷酷的决定，而做出这决定的就是
多年来领导卞仲耘的上级们。当“革命”需要打击对象的时候，上级们
就可以翻脸不认人，把一个个活人当作靶子抛出来，批判斗争，处份惩
罚。冷酷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特徵。
７月５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取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
从谈话记录可以看出，邓小平看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
适当处理。邓小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报告
打了一次，邓小平立刻强调了不要打人。另外，对西城区的排队“比例”
（见上文），邓小平提出，要“争取一部份三类变成二类”。但是，对
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涛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
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
岁月》一书中，写到了当年邓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的讲话，但是把
日子提前了一个月，错写成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并且省略了关于卞仲
耘和把学校负责人“划类”的部份。此书也一字未提卞仲耘被划成“四
类”以及后来被打死。
１９６６年６月在北京具体领导文革的，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
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曾经亲自听取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的工作组汇报，并就如何“斗”师大一附中的校长刘超等作了详细指示。
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个女儿，那个
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写大字报
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安排是：在对中学校长和教职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
“揭发”与“斗争”后，命令所有的教职员工“集训”，即集中居住，
揭发问题，检查交代，然后定性处理，在秋天结束“运动”。不仅北京，
全国的中学都如此作，包括学校稀少的边远地区。在很多地方，中学教
员全部离家到专区所在地集中。在那一过程中，有相当一批教育工作者
自杀了。
在师大女附中，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３日，全体教职员住在马神庙小学
“集训”，大部份学生被送去军队“军训”，一部份被认为“有问题”
的学生被送去农村劳动，一部份“左派学生”留在城里参与对教职员工
的清查以及定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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