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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title_400145='Re: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var body_400145='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
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
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
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她当时处于受攻击的地位，这封信里的描述应是不含夸张的，因为她是
望得到一点保护，而不是要批评文革。如果她造假，“诬蔑群众运动”
成为更大的罪名。她写这封信，是希求上级能出面帮助她。这封信没有
到答复。
“工作组”把学校负责人和教员以及学生都作了“排队”和“划类”，
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
“有错误的”，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
照西城区工作组负责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向邓小平的汇报，
城区的“划类”结果是：北京西城区的６１所中学，一类３·３％，二
类４·３％，三类５８·４％，四类５％；４７６个中学领导干部，一
类％，二类４２％，三类４０％，四类１４％。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
学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胡志涛被定为“四类”。
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所写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
的初步意见”中，关于卞仲耘，写道：
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
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
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
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
这些就是把卞仲耘定为“四类”的“理由”。这份文件的行文，显示了
那时的文革当局如何给人定罪以及用什么标准定罪。工作组所列的这些
“理由”中，第一项不是事实；第二、三项是基于认定教师都是“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的前提，实际上任用教师并不是中学校长如卞仲耘所能
控制的事情，教科书都是统一编写的，教学大纲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师
是“统一分配”来的。另一项“贪生怕死”是指她曾劝人要花钱买营养
食品之类，“贪生怕死”能成为划作“四类”的根据，是典型的荒唐的
文革标准。至于“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不过是指卞仲耘曾经告诉
同事，她比较适合穿绿颜色的衣服等等。这类私人谈话在大字报上被
“揭发”出来，就成为定罪材料。另外，这一材料未经卞仲耘本人看过，
更谈不上让她说明事实或自我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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