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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title_400139='Re: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var body_400139='实际上，宋彬彬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确号召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
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５月１６日的前一天，中
共中央下发了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毛说：“资
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两个文
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由对一批电影和舞台剧的攻击，升级为对
一大批人特别是在教育界工作的人的攻击。这两个文件，当时只传达到
高级干部，普通人并不知晓。高干子女则通过“内部消息”早在五月间
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并开始有所准备。６月１日晚的广播是一
个全面展开行动的指令，第二天高干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学校首先开始攻
击学校当局和教师。不仅师大女附中，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和北
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也都是在６月２日开始贴大字报攻击学校
领导的。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６月３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
“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
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
“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
生成为副主任。每个年级有一个代表成为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学
生成员，除一人以外，其他都是该校当时父亲地位最高的干部子女。这
种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学。
在卞仲耘掌管学校的时候，学校给予高干子女一些特别的关心，班级和
学生会干部中有不少高干子女，但是学生干部还是选举产生的，普通人
的子女也能当学生干部，虽然并没有“每个学生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
但是学校当局显然并没有认为大官的子女就应该在学校里也垄断权力、
当学生中的大官，这也是多少年来教育界的传统和原则。在皇帝时代，
科举考试制度就是相对独立于权力系统外的。只是在文革大规模开始之
后的第一个月，在学校里才出现了这种在校园里高干子女掌权的现象。
他们最先发起攻击学校当权者的行为，后来被称为听起来相当浪漫的
“造反”。其实，看看事实，就知道这不但不是什么向权势者“造反”，
而且从开始就是极权势力的一次直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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