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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body_338113='王光祈断言，只有造成“中国社会之基础”，并“基于社会之实力”，才能最后解决作为社会产物的“政治问题”。而在此之前，“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之奋斗”……&nbsp;<br><br>显而易见，王光祈的这些思考，有着深重的、梁启超式的改良痕迹。如果说，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群被视为“第二代人”的话，那么，远离政治、关注社会、力主改良、强调渐进……则始终构成几代知识者通往现代中国之路的着眼点，也始终左右着几十万知识分子的个体选择。王光祈这一代人登台之初，并不例外。&nbsp;<br><br>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这份长达万余字、名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的计划书。他将它寄给远在东京的曾琦，“商榷意见”。&nbsp;<br><br>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这个时为日本中央大学学生，曾被旧日同学郭沫若讥为“补人”（四川方言，意为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岁青年，有着异常复杂、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旧、固执，即使在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他也旁若无人地写文言文、作旧体诗，并且言必称王阳明、颜习斋；另一方面，他又颇具大时代青年的气息，他的日记时常出现“生于乱世”、“力挽狂澜”的字样，他并公然以克来曼梭、墨索里尼自居。他混杂了新与旧、文明进化与因循保守的诸多色彩。&nbsp;<br><br>在几千名中国留学生中，他有着极广的人脉、很高的声望。他也正筹谋创建一个学会；他的《戊午日记》记载，“予思拟集&nbsp;会同志，提倡分业，为一真正之学会，各就所学，轮流演讲，要以根于学理、按诸事实……”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见书》后，他当即委派同学雷宝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nbsp;<br><br>那么，在曾琦的最初设想里，他是否计划以东京为中心、建立学会的日本分部呢？毕竟，还要两年多时间，他才能完成学业、回到中国；毕竟，三千余名留日学&nbsp;生藏&nbsp;龙&nbsp;卧虎、&nbsp;人才济济……&nbsp;<br><br>但，仿佛是他们集体命运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几乎是雷宝菁刚&nbsp;刚抵达北京、还来不及安顿下来的日子，在日&nbsp;本列岛，一场突如其来的救亡风潮&nbsp;爆发了。它不仅改变了曾&nbsp;琦的计划，迅速催生了少中、“国&nbsp;民”等青年社团；它并以令人悲&nbsp;欣&nbsp;交&nbsp;集的&nbsp;变奏，&nbsp;伏笔着“第三代人”未来的命运变迁。<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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