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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 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里,26岁的王光祈起草着发起少中的计划书:“……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 

这寥寥几十字,勾勒了一个温和、渐进、旨在改良社会的青年团体。 

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晚清以来,分工、专业理念渐渐兴起,学制革命更造就了一个基于分工和专业化、包含类别五花八门的新群体,“知识分子”。然而,兴办学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态,乃至“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无时不刻地笼罩着学界:以专业论,法政科多如牛毛、动辄万千,格致、化学、矿业、商科则几近无人问津;以学制论,后来成为教师主体的万余名留学生,普通班、速成科比比皆是,“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以至得一本科学位,“社会尊之如帝天”…… 

清末兴学之弊,影响了民国学子。王光祈记得,他从前的先生中,“讲理化、数学的教员……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而以北大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前,学生们上体育课,教员呼喊的口令是:“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 

专门人才的匮乏,使“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流于空谈;与此同时,民国社会之败坏、人心之沉沦,更几近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如果说,过往的年月,绅士、儒生、宗法和千年风俗,构成了这个国家惨淡经营的社会骨架,那么,随着乡村的衰老、旧政制的解体,绅士为“劣绅”替代,儒生为秘密会社替代,宗法为“族权”替代,而千年风俗也斑驳不堪、风雨飘摇……所谓“一盘散沙”,正是社会组织急剧恶化的产物。 

正因此,构筑“新骨架”、奠基新社会,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急务;也因此,举凡公会、社团、自治组织、民间团体、舆论机构、工商企业,乃至“社会公德”的培育、契约精神的形成……种种社会的纽带物、“民众的联合体”,无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废待举。王光祈认为,少中应成为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动机;他为此写道:“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 

那么,政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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